寒假闲来无事，将梁代中后期的“宫体诗”读了一遍，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想。所谓“宫体诗”是南朝梁后期至陈代流行的一种诗歌流派，主要作家有萧梁皇族及其文学侍从，多写女性与咏物，形式工巧，声律严整，是梁陈时期诗歌的一道奇特风景线。
首先感到一个问题，宫体诗顾名思义是出自宫廷的诗，宫廷文艺一般指雅正之音，但“宫体诗”则大多来源于“民间”的南朝乐府，所谓“吐言止于轻薄，赋咏不出《桑中》”。然则萧梁皇族缘何对民间文艺感兴趣呢？原来南朝开国君臣大多是以军功起家的将领，文化不高，品味庸俗，时世的动荡与身份的大起大落，使得他们对人生无常的感受甚于常人，因而及时行乐的想法异常强烈，对奢靡与女色的贪求往往以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。宫体诗的产生，又与南朝民间文化相关。南朝商业至齐梁时十分繁盛，都市里大量出现的秦楼楚馆和商贩娼妓，构成了南朝文化特有的商业气氛。本来就素质不高的齐梁统治集团，对此一拍即合。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民间文艺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，并非像现在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统治者一贯轻视民间文艺。从西周开始的采诗制度到两汉设立的乐府机构，统治者将收集民间文艺作为“观风俗，知厚薄”的重要渠道。同时，文人拟作乐府诗也是古老的传统。汉魏以来，这种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。曹氏父子和建安文人就大量用乐府旧题来感叹时事，抒发情怀。齐梁君臣也对《吴歌》、《西曲》这一类来自市井的民歌，依据自己的口味作了改造，可惜是略其精华，取其糟粕。曹道衡、沈玉成先生在《南北朝文学史》中指出：“宫体诗的作者对民歌的形式以及内容中不健康的成分追新猎异，而对真正的营养却吸收得比较少，颇类似于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所写的买椟还珠。”它启示我们，所谓“民间”的东西固然有反抗正统的一面，但也可以与上层同流合污、沆瀣一气，观宫体诗的形成可见一斑；它也提醒今天的文人，不要认为“民间”的东西就是都好的。
感想之二，便是对宫体诗中的两性观念的重新思考。过去对宫体诗一笔抹杀，现在又有些论者认为宫体诗虽涉艳情，但在两性观念上则大大进了一步。其实从深层来看未必。宫体诗的两大主题：女人与咏物，其实都是也是以文人特有的“意淫”心态去写女人的。越是文学修养高的文人，在写女性时就越是精雕细刻，宫体诗人写女人的形态、卧具、内衣、体液、味道，特别是写女人对被男人占有的渴望。如著名的刘缓敬《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》中有：“不信巫山女，不信洛川神。何关别有物，还是倾城人。经共陈王戏，曾与宋家邻。未嫁先名玉，来时本姓秦。粉光犹似面，朱色不胜唇。遥见疑花发，闻香知异春。钗长逐鬓发，袜小称腰身。夜夜言娇尽，日日态还新：工倾荀奉倩，能迷石季伦。上客徒留目，不见正横陈。”尽管这类诗语言工巧，声律和谐，绘声绘色，但内中的淫邪味道还是灼灼可见，其特征是将女性拟娼化，以色眯眯的神态窥视女性。这也毫不奇怪，在意义消失，肉感泛滥的世俗中，男女两性的关系成了交换关系，接近动物关系。先秦两汉以来描写男女两性的文学中，一种是将女性作为爱恋与同情的对象，《诗经》中的《关雎》、《氓》等篇章就是；一种是将女性作为美好理想的象征，如《离骚》中的香草美人、魏时曹植的《洛神赋》等；至于汉魏古诗与乐府民歌中的男女之情，大都是突出其中的思念之情与知音可贵，还有不少赞美女性的独立人格与反抗世俗，如《孔雀东南飞》、《上邪》、《有所思》等。而宫体诗看似来自于民间，冲破礼教，但实际上却将女性作为男性的玩物，是一种“欲擒故纵”的描写手法。马克思在《1844年经济学—哲学手稿》中指出：“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、自然的、必然的关系。……根据这种关系，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。”据此，我们可以判定，宫体诗的作者在看待男女两性关系上，其文明程度远不如两汉乐府与《古诗十九首》等作品，是当时整个世风颓靡下男女关系的退化。它也启迪我们，男女两性的文明程度与性的开放并不是呈正比关系的，宫体诗在破坏礼教的同时，也使男女两性关系变成了肉欲与占有关系。由此笔者想到今日的许多写男女之事的文字，貌似放开，其实并不是文明的表现，而是在华丽花俏文笔下的互卖——男人的窥淫欲与女人的卖春欲。闻一多先生早年写过《宫体的自赎》一文，然而今日文学中宫体现象的肆虐，说明这种文体还远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、正方兴未艾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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